2008-09-22
危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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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多事之秋。
奥运刚过，似乎我们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危机接二连三地爆发。差不多每天都能在手机报里，看到死人的消息；毒奶粉事件爆发，又一次挑战了国人安全感的底线；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股市随之崩盘，金融业面临市场化/证券化后最大的挑战；制造业企业破产危机，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上半年破产中小企业6.7万家，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陷于衰退，浙江、广东两地原本活跃并曾一度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的中小企业，如今已然哀号遍野。
粉饰的太平究竟只能是粉饰的太平。刮掉那层粉，就剩下一个斑驳陆离的现实。
其实每一场危机的发生都不奇怪：中国的市场化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30年的红火“一俊遮百丑”地掩盖了整个制度中“信托责任”的缺失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我们高唱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用30年时间走了欧洲、美洲花了400年才走完的市场化道路，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一场由政府推动，继而在财富的鼓动下，引发全民参与的资本盛宴，而非从需求开始创造供给完善制度的自发过程。在财富巨大的诱惑和催化下，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各个零件开始发生问题：
最先开始松动的，是农村农民农业，2002、2003年喧嚣尘上的三农问题，从一本《中国农民调查》开始引起高层关注，到去年取消农业税告一段落。三农问题看似解决，而实际上为此问题的解决付出的代价是：过量人口城市化带来城市就业、治安等连锁问题的发生，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制造业，一定时间内盲目推高中国制造，急功近利地发展模式反而遏制了模式的创新和结构的优化，在制造业环境恶化、遭遇发展瓶颈的时候，无力突围。
随着三农问题松动的，是社会保障的螺丝。孙志刚事件让“农民工”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语进入了公众视野，而从孙志刚身上折射、衍生出来的，正是一个从来被我们忽视的社会保障和人身权利问题。孙志刚是一个极端而典型的个案，但这个个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社会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最后，各地将“收容所”改名，又一次粉饰了一个太平。
与此同时，医疗和公共安全的危机爆发。2003年的SARS第一次挑战了全体中国人安全感的底线。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瞒、骗、哄、装，唯一的庆幸是，当危机在首都扩散的时候，中央政府终于不得不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并与之合作。其实我们很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保障其国民生存环境的公共安全，又难以实施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个政府究竟有多少存在的必要？
社会政治的危机过后，经济方面的危机开始了。制造业增速放缓，资金抽离，但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热钱涌入，加上宏观调控政策的错误诱导，2006年开始，股市、楼市被一波又一波的资金推高。中国股市在所谓“十年牛市”的言论刺激下，一路飙到将近7000点。上海除郊区之外的各色楼盘全线冲上10000，市中心的房价3、4万已是家常便饭，杭州、深圳、北京、广州、北海……全中国的房价都在用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上涨，金融业的空前繁荣轻而易举地掩盖了制造业的隐患：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成本不堪重负……而此时此刻，全中国都在奥运这支兴奋剂的作用下，表演着近似狂魔乱舞的肆无忌惮。
终于，当奥运的旗帜落下，光环褪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这面斑驳陆离的墙壁：国有资产依然强大，民间资本不断萎缩，盈利能力下滑，加上国际金融环境恶化，内外交迫下，金融业仰仗国家资本开始自救，资本市场依靠国家税收挽回一线生机，而丧失了兴奋剂药效的中小企业，则被迫在这个国家的整个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交上自己的性命，为国家买单。从大局来看，这是丢卒保车，是断臂求生，也许这轮危机会在国有资本的强力介入下化解，但断了中小企业之臂以后，中国经济，还将有多大能力走过这场全球的冬天？
中国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所有问题之间都有着纵横交错的复杂关联。SARS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过后，2008年的四川地震，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个更开放更明智更高效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几年前大兴土木留下的“豆腐渣”工程带来的严峻问题。地震是天灾，但危楼是人祸，天灾难免，人祸可防。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无数预制板、空心楼，和死在这些豆腐渣下的数万冤魂。
地震过后不到半年，关系到全中国人以及中国未来的奶制品，又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危机。到现在为止，已有1.2万因食用毒奶粉而患肾结石的婴幼儿住院，死亡3例。追根问底，我们发现又是体制的问题！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质检、基建、卫生、医疗……——从03年开始导致了多少中国人死于非命！
如果真的有地狱，最应该下地狱的，就是这些政府官员。
而所有这些所谓的危机——不要为他们开脱——归根到底，不就是在为他们作的孽，为他们当年的不负责任买单？！
也许我们在焦头烂额地解决各种燃眉之急的同时，应该好好思索并着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要怎样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