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5
启什么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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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一下昨天读的书。
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的序里提到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与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对比。他列了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几条：
1，欧洲18世纪启蒙，是启“宗教”的蒙，把当时代的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启蒙，是启“宗法”的蒙，把人们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儒家教化中解放出来；
2，欧洲的启蒙，是用科学真理来启蒙，其“何谓启蒙”的核心问题是“何谓真理”；中国的启蒙，不仅要用科学真理来启蒙，还要从救亡图存的角度来启蒙，从而科学（自然）真理成为工具而非目的；
3，欧洲的启蒙是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理性批判培养后形成的；中国的启蒙则是首先在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
4，欧洲的启蒙，内部自发的力量大于外在的力量，从而全欧洲是统一的，循序渐进的；中国的启蒙，外在的力量大于内部自发的力量，从而引进的西方思潮受到内部抵制的力量更大，更容易被认为是“全盘西化”，在救亡图存中处于不利位置；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中国的启蒙，与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近代的这次启蒙运动，是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产生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内忧，是因为外患而暴露出来的。这决定了中国近代的这次启蒙运动，不是建立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上的，这次启蒙运动，作为一场“运动”，是爆发式的，而非经过较长时间的理性批判的积累和沉淀，逐渐形成的。可以说，这次启蒙运动不够理性，是冲动的，甚至是功利的。
其实近代中国，一直到现在，各种重要的社会变革，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不够理性、冲动、功利。
辛亥、五四，及至解放之后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乃至7、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等等，但凡是与“学习西方”有关系，与社会变革有关系的事情，往往如此。
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后发优势”四个字。后发确实是种优势，因为后发能看到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后发往往急躁、功利，因为后发的往往只看到结果而不关注过程，只看到繁荣的表象，却不关注背后的原因。比如我们看到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就有人一味鼓吹，不知道此种自由和民主的渊源是什么；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国家的经济繁荣，就要拿来模仿，不知道这些繁荣的背后经常会孕育危机；我们看到“现代化”，就说我们也要现代化，却不知道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更不知道在我们大力鼓吹现代化的时候，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了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和质疑。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毛泽东看到英美的发达，就要中国的赶超英美；邓小平看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就提出不问“姓资姓社”；江泽民的时代我们看到西方人愿意用美金来换中国的丰富能源和低价劳动力，就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制造”；我们看到美国的百老汇、加拿大的电视塔、日本的摩天楼，我们不问一问这些东西为何会诞生，就全部依样画葫芦地“拿来”。
殊不知，即便我们新建的剧院规模比美国的大十倍、百倍，我们的也无法被称为真正的“百老汇”。让百老汇成其为百老汇的，不是占地面地，而是背后的文化蕴藏。
启蒙也是如此。
我们当把启蒙放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分析，才能知道我们要启什么蒙，要如何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