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3
忆复旦·之八·10号楼
【阅世书生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四号楼要推倒，我们搬到了四号楼旁边、同样临马路的10号楼去住。一样的环境一样的室友，唯一的区别是离食堂更近了一些。当然，还是有进步的——没有垃圾房和早上比闹钟还准时的垃圾车了。
这幢10号楼现在已经成了复旦学院的办公楼。那是在我们大三搬出去，住到轻专之后的事了。
搬出去那年，正是复旦推出通识教育，复旦学院正式成立的当口。10号楼翻修一新，成了复旦学院的办公楼。我们住到了东区轻专，从东门进本部，总要路过这幢10号楼，每次看到翻修一新的10号楼我都觉得不爽：这幢我曾经居住的房子，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10号楼门口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建楼的时间。依稀记得是1945年。我是在一个雨天，打伞出门的时候看到这块牌子的。从那时开始，10号楼在我心里就成了一个有着无限传奇的老人。很多在上了年纪的大学里读过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象着自己住过的寝室里，也曾蜗居过哪位著名人士。这幢有着60多年历史的寝室楼里，肯定也住过一些了不起的人物。
这种自我陶醉，感觉很好。
不过话说回来，10号楼倒是确有传奇的。
文革时候，在上海滩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作者：“石一歌”，其实石一歌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团，一共十一个人，化名叫石一歌。当时流行这套。这十一个人中，有一个，叫余秋雨。
这个颇受文革中央器重的写作团，在集中创作文革作品的时候，就住在复旦这幢10号楼里。
我是在《南方周末》上知道这件事的。当时有人质疑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人品，秋雨的这段往事就被人挖了出来。都是过去的事了，风流云散，不散的是当时他们写作时居住的寝室。是一楼的某一间，具体门牌不记得了，我还特地去拍过照留念，似乎是进门左手边差不多走到底的样子。
呵呵，那时候的余秋雨，应该还很年轻吧，没准也和我们一样，背着个包，带着一脸稚气，在教室和10号楼之间两点一线。
我后来就难得去10号楼了。
一次去是补办校园卡，另一次就是毕业的时候，去注销校园卡。是在10号楼201，正是我当年住的寝室。我第一次进这个房间，就一直冲着窗口的位置看，好像能看出当年我的床来。
呵呵，现在全复旦的人毕业销卡，都要到我当年的寝室来一次。
另外和10号楼的缘分就是百年校庆，学校组织编校刊的时候了。那时候刚从周报任上退下来不久，正是暑假，我还在公关公司实习着，易耕在负责百年校刊的编辑，找我帮忙。好歹我也算编委成员，却百事不管，随手几篇文章就打发了。倒是有几个晚上，从公司回来跑到易耕办公室里，喝茶聊天。
后来校刊出来，搞得风风火火，易耕赫然把我的名字列在编委名单里，好不脸红。
也是风流云散了。易耕兄去了太原武装部，之后几年间还将去人大继续求学。要说起易耕，那便又是另一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