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6
谈政治.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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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康奈尔毕业去了哥伦比亚，师从杜威，学成归国，正逢中国需要知识分子的年代。
所谓“需要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能说上话，能进入主流意识领域，流行“谈政治”。
当时的有志青年怀抱着爱国热忱出国留学，回国看到满目疮痍，自然对救亡图存怀有崇高信仰。介入政治，当说是改造中国最直接的办法。
但是胡适认为，改造中国，当从文化入手：
“我曾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引入新工具创造新文化，是为文艺复兴），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
“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这句话被胡适的朋友调侃道：“适之是处女，我们是妓女。”
就在胡适说这话之后不到三年（两年零八个月），他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并且在《实际问题与抽象主义》专栏内“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
这样，胡适算是沦落风尘，“处女之身”也就破了。
后来北大的余杰这样概括当时的知识分子：
“想当处女又不甘心，想当妓女又觉得可耻”。
虽然用在胡适身上，未免刻薄，但是对应某些知识分子的嘴脸，倒也贴切。
比如某些自己想上百家讲坛却上不去，看到别人上去了，红了，心里又难过，就跳出来指手画脚的人。
胡适的水平和人品是一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说，谈不谈政治却是另一个问题。
胡适自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等候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而这“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正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固然胡适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但中国的主流舆论界讲主义不讲问题，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毛病。
这样的环境下沦落风尘，当算是不得已，比和谐社会下的主动卖身寻人包养，肯定要好得多。
退一万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惭娇态，肯定也比“巴勒蒙干”的肆无忌惮要好。
什么时候中国的舆论界有了羞耻之心，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新看见高水平的“谈政治”。
那个时候，或许我们才能重新看见《自由中国》。
